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第14/15页)

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